包存宽教授长年立足“中国国情、时代特征、服务人民”的研究立场，坚持“学术研究为本、教书育人为基、资政建言为用”的研究取向，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立场观点方法，聚焦“生态环境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环境管理”的逻辑理路，探索性地开展环境管理学与环境治理现代化、生态环境规划与战略环境评价等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成果（见图1）。

申请者及团队在深入学习和系统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聚焦美丽中国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学术前沿与实践问题，围绕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的“概念内涵-本质属性-量化表征-绩效考评”开展了系列研究。尤其是针对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层级、政府社会市场不同行动主体、不同地区和不同功能区，利用量化分析和指标体系，结合“时间性-空间性-复杂性”三元特征分析，构建基于“进步-水平-差距”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方法，综合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过程与水平，并探讨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动力机制以及发展路径。

2019年以来，连续出版了《当代中国生态发展的逻辑》等专著，分别针对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10年等生态文明的基本逻辑与制度机制、理论与上海实践进行了持续、深入、系统地研究，取得一系列学术成果。包括：以发展规划为研究对象，从制度力量、运行机制、价值引领、实现路径、全球贡献等5个方面，归纳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生态发展的伟大成就，基于生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提出“以绿色低碳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是更广泛、更具深远意义的环境保护”，要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高品质人民生活，须以“生态文明”给“发展”立规矩；站在人民性立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从马克思实践论与生态学地理学的视角，归纳出实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自然要素与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国家与世界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统一的“社会实践-生态过程-景观格局”的理论逻辑（图2），以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为起点、从制度保障和规划路径两个方面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并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实践逻辑；从文明发展的高度，深入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发展、制度改革与实践创新，“双碳目标”下的发展转型、绿色低碳生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区试验区等方面的归纳总结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从“基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和“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清洁美丽世界”两个层面，展望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模式与路径。

图2 共同体理念“社会实践-生态过程-景观格局”的理论逻辑

2024年承担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课题并出版专著《美丽上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聚焦“美丽中国建设的上海样本”，深入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城市的时代内涵，从传承与发展的时间性、不同尺度与类型的空间性、各领域相互协作的关联性构建了“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美丽上海的基本内涵、时代特征、责任担当与内在逻辑等进行学理性阐释和政策性解读（图3），探究归纳美丽上海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超大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密码”。

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的具体体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也是发展质量改善的标识。2015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充分彰显了我国环境治理 制度与实践的有效性和生命力。申请人围绕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运用场域理论、三元辩证分析、利益相关方分析、博弈论、社会资本等方法和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即“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人民至上”是环境治理的出发点与立足点，是回答环境治理“为了谁”和“依靠谁”的“根本答案”，体现了环境治理目的与动力的高度统一；深刻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即党坚强领导下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治理体系，“约束性法律-灵活性政策-统筹性规划”的制度协同，“问题-目标-果”的治理导向，以及“纵向-横向”“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驱动机制；用生态环境质量短期内显著改善的事实，论证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环境治理长效机制的高效性和科学性，认为应以生态文明树立中国环境治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图4）。

图4 中国环保的“四个自信”与生态环境治理奇迹

回溯了中国环境管理的公共管理学科渊源，发现当下环境管理在吸纳管理学、 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框架、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做得还相当不够，甚至长期以来“游离”在公共管理学科之外，认为应基于生态文明思想，重新界定中国环境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归属、功能与定位，重构中国环境管理学的回应性与前瞻性、创新环境管理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搭建“学术-政治-大众”之间的对话平台与机制，以及应提升环境管理的“理论研究、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相互转化能力等建议（图5）。

图5 探索构建中国环境管理学

开展了《基于场域优化管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重大研究专项，18VZL013）课题研究，提出了“基于场域构建风险治理新范式”，包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确立风险治理理念，引入场域理论构建风险治理的学科基质和主导性分析框架，通过明晰政府、企业、社会等风险治理主体权责、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安排，着力构建全过程管控、多层级协作、系统性防范的风险治理体系（图6）。

规划是发展的龙头，是从理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政策载体与桥梁。无论是作为理念还是作为道路的生态文明，均须以“发展规划为统领，空间规划为基础，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为政策载体落实实施，或者说，生态文明理念，需要通过生态环境规划“转译”成行为规范，引导、约束政府、企业、社会各类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政府的行政行为尤其是重大决策行为，也须符合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目标和原则要求。近年来，包存宽教授从生态环境规划、城市及空间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等不同的规划类型及“多规合一”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阐释了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环境规划的理论体系建构、环境规划的实践，分析环境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关系，分析环境规划及其他规划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和桥梁（图7）。

图7 整合战略环境评价与生态环境规划，

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制度合力

研究认为：在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当下，“为环境而合理布局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规划，应作为基础性、协调性规划，环境规划所确定的目标、原则与要求应为社会经济发展类规划、区域规划与专项规划提供编制与决策的依据。环评制度及其改革应着重于协调好“人与自然”“生产-生活-生态”“资源-生态-环境”“政府-企业-公众”4大关系，重构环评的目的、主体、内容、方法与功能“五要素”，从“价值规范-评价模式-技术方法-制度设计”各层次全过程建立以环评制度为核心并整合其他评价、评估制度的决策评价体系。其中，战略环境评价也须升级，实现从精英评价到公众参评的转变、从单项决策行为拓展至一系列决策行为、从影响评价到可持续性评价、从物质化评价到价值化评价、从表征性评价到功能性评价、从单一制度化评价向制度化与非制度化评价并重的转变，并提出了面向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逆向战略环境评价模式，以有效促进各类决策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有助于从源头和全过程根本性地解决相应环境问题。始于2018年且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规划体制改革——构建“以发展规划为总遵循、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既是规划环评、环境规划升级或转型的机会窗，也是更好发挥这两个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协同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良机。同时，“评价功能拓展”和“评价指数法”为申请者在2012年提出，并在战略环境评价与规划环评、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等多个类型的课题中应用，取得较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