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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底临近世界地球日之际，我系城市规划和生态学专家王祥荣教授继接受CNN采访之后再次应邀接受BBC（英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访。
此次BBC与CNN采访的重点有所不同，主题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众所周知，城市化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主要推动力。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随之也出现了各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今年5月初，建设部出台了新的城市规划法，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注重在城市化过程中节约土地资源和以及其他各种资源以及对环境的保护。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王祥荣教授就城市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和环境代价，以及中国的城市化应该采取的对策展开话题。他认为，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效应，即促进经济和信息的极度集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但同时也带来诸多社会、环境和资源的代价。在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背景下，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点，如何考虑制定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中国的城市化肯定是要发展的，从我国的整体情况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远远滞后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20％左右；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40.1％，同目前经济9～10％的年增长速度不相吻合。但是，这些年来很多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并没有遵循健康的发展规律，如果没有对城市化进程加以良性的引导，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很可能侵占大量的土地资源，带来更多潜在的危机。城市化环境和资源的代价引发人居环境质量的退化，这是一种层次不高的城镇发展模式。
前些年曾经在规划行业流行这样一句话，“从南到北，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这反映了一个现象，城市化没有一个较高的标准，缺乏统一的发展规划，造成千篇一律的城市模式。但是很多村镇的规划又是村村像厕所，这是在没有一个很高的因地制宜的规划下很多小城镇建设一味地使用白色的瓷砖贴面的后果。另外，城市布局也不尽合理，形成较混乱的城市空间结构。很多城市高楼林立，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但是高楼林立要看城市的密度、容积率、空间的形态，给城市带来的空间感等等，以及对城市的天界线和原有的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很多大型城市，北京、香港、包括上海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曾经有人把上海陆家嘴的规划建设比喻成中国城市新一轮规划的败笔，因为它没有合理处理好城市的设计和城市的空间形态。举例来说，在浦西的外滩隔江眺望陆家嘴沿岸，本应看到唯美的东方明珠和布局形态合理的建筑群，但是东方明珠电视塔却被各种建筑群遮挡而无法窥及全貌，国际会展中心也遭受同样境遇。类似空间布局的欠缺考虑在香港尤为突出，香港的中环维多利亚湾地区本来是极具景观欣赏价值的地带，市政当局原规定周边建筑高度不能超过三体轮廓线，也就是说要求突出城市原有的自然环境。但是率先突破的是中银大厦，然后是汇丰大厦，进而接二连三的超高化建筑逐渐突破了这一规定。
规划领域上过去也存在很多误区，以为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尽量把土地利用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导致了城市的过度无序化发展而丧失了城市原有的特色。比如改革开放后，重庆的城市化非常快以至于在有限的土地空间堆积了太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建筑。因此，寸土寸金不等于规划时的见缝插针，非理性的做法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城市空间布局的混乱，在城市中间迷失自己。即使寸土寸金，经过合理的规划设计也应该是将自然协调和城市的方向感等多种因素考虑在内。
再者城市化如果不加以合理的引导，某种程度上长官意志可能会起决定作用。过去的说法“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最后不如领导一句话”正反映了这种情况。我国很多北方城市盲目追求大马路、大广场的做法正与中央所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相背离，这实际上是一种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在北方一些县级城市，甚至曾规划过宽为十个车道的马路。按照交通规划，马路并不是越宽越好，马路过宽反而造成交通不畅，因为行人在穿马路时要二次穿越，汽车遇到行人反而会减缓速度。有一些数据表明，北方一些城市建设了宽阔的马路后交通事故反而上升。所以城市化要遵循适度的原则，按照合理的发展模式，要尊重自然，考虑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条件。
在新一轮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当然要加快城市化步伐，但是我们推崇的概念是健康发展的城市化，要尽量减少东西部的差异，平衡城市化发展和人口迁移趋势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所形成的人口向东走的趋势会拉大地区间的差距。政府宏观调控部门要采取政策适度地限制特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市发展要合理规划，而不是盲目追求大城市大而全的模式。
王教授讲述了自己曾于1997年参与新疆克拉玛依规划的亲身经历。在当时克拉玛依的人口不到20万，土地面积也只有17平方公里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制定的规划目标是100万规模的人口和1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经过分析，这种大而全的目标是不合理的。作为一个条件较差的西部偏远城市，经济拉动力较差，难以留住人才，城市规划中要考虑经济的辐射点和被辐射点（比如深圳可以吸收香港的经济辐射，可以作为香港的舒解人口的地带）。克拉玛依是全国42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经过测算后按照当时的资源条件最多只能再增长6万人口，45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现有老城不适合扩大规模，只能在现有基础上提升内涵，增强功能，要发展可考虑在现有老城的基础上开发新区。因此规划建立一种“旧城＋新区”的模式，根据地质、水资源、气候条件、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的分析，在老城东面8～10公里选中一块25平方公里的区域，规划人口是15万，提出发展“H”型区域。“H”的两边是老城和新城，中间是过渡带和缓冲带，靠生态农业和生态林业来拉动。
城市化的发展要根据原有的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未来的对应点。如果城市化不考虑这样的因素而盲目地推动城市化，将会带来很多后患。广东浙江有很多这样的误区，以为把农村人口的户口改为城市就是城市化了，所以造成一些地方的城市化速度非常惊人，从40％飞跃到60％。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指标太单一，要用综合性指标来评价城市化，而不是单将城市人口作为唯一评价指标，城市化包括地表覆盖的景观特征，农村模式转向城市化，经济模式由农业化转向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万元GDP能耗量，社会化程度，万人大学生数量等等。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调整城市化指标的时候，过去单一指标会掩盖很多潜在的危机和问题，纳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指标有利于形成科学的指标体系，更有利于我们理性地开展城市化。
最后，王祥荣教授希望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在科学的指引下得以健康快速良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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